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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《史记》何以流传?家族不乏英雄豪杰
发稿时间:2019-10-23 来源:中国作家网 点击:
 

  1949 年, 中共中央机关开始由西柏坡迁往北平,毛泽东主席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“这次是进京赶考”,因此,他从已经装箱的个人藏书里,特意挑出《史记》和《资治通鉴》两部书随身携带。毛泽东主席指出:中国有两部大书——《史记》和《资治通鉴》,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困境中写出来的。

  这两部大书的作者是谁?他们都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困境呢?

  两位作者都复姓司马,都是中国最著名的史学大家,都诞生于三晋大地。他们身后,都留下无数扑朔迷离的历史谜团。

  陕西韩城芝川镇,黄河边的一座山岗上,矗立着《史记》作者司马迁的祠堂。正是在这座祠堂,隐藏着他人生遭遇的种种印记。

  2000年前,司马迁就踏着祠堂前那样的沧桑古道,南涉江淮流域,北游齐鲁大地,奉旨西征巴蜀,南至云贵边陲。考察了大量历史典故。父亲司马谈死后,司马迁承袭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,从此可以阅读国家档案和图书文献,他以深厚的文化积淀,撰写了历史巨著《史记》,被列为中国二十四史的第一部,祠堂前匾额上镌刻的“高山仰止”,就是对他史学成就的最高评价。

  《史记》用了一半的篇幅,记录了毛泽东所说 “秦皇汉武”的那个辉煌时代。那个由内忧外患开始,直至征服列强的秦汉时代。因此,自汉朝以后,所有的民族都称呼中国人为汉人、汉族、男子汉,使用汉语和汉字。甚至宇宙银河,也被认为是连着汉水的天河,称作银汉、河汉。后来的汉丞相曹操就曾写下“星汉灿烂”的名句。

  《史记》以精练的中国古文,汇成五十二万字的巨著,成为中国史书的珍宝。《史记》的体裁模式,从此成为一种规范,两千年来的中国史书,都没有跳出司马迁所创立的范畴。

  司马迁祠堂建于宋代。通往祠堂的99级台阶之间,有一副重要的牌匾。“史笔昭世”,这是对司马迁职业人格的最高评价。但是,一说到史官的职业,我们就能预感到它背后潜藏的杀机。

  董狐是春秋时代晋国的史官,他不畏惧执政大臣赵盾的权势,秉笔直书“赵盾弑君”,就是记下赵盾谋杀国君,被孔子誉为良史。而齐国的太史记录了崔杼杀君王,却被当场砍死,他的兄弟立刻接替他的职务,又因为如实记录而被杀,连续三个兄弟被杀死之后,第四个兄弟又赶来接替职务,继续如实记录。如此不畏权势,不计生死,是史官的职责所在。但是,真能这样秉笔直书,就常常难逃厄运。这座祠堂的主人,正是一位史官。

  进入太史祠。穿过献殿,便是寝殿。正中暖阁里是司马迁的彩塑坐像,他身着红袍,手握竹简,束发长须,神态庄重安详,面孔稍稍偏向左面。按这座祠堂坐西南朝东北的方位,司马迁正是面朝北方。他为什么要面朝北方呢?

  他所关注的,一定是发生在北方的大事。

  汉朝开国以来,北方强悍的匈奴屡屡侵犯边境。反击匈奴进犯,对于通过暴力夺取天下的汉高祖刘邦,似乎应该没什么问题。

  翻开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就知道,历史完全不是那样。

  面对北方的匈奴,汉高祖刘邦总是屡屡败北,他虽然统一了中原,政权的稳定却不能乐观。《史记》不断记载着“……悉收秦所使蒙括所夺匈奴地者,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、肤施,遂侵燕代……侵盗代云……攻太原至晋阳下……”。

  刘邦打败了项羽,平息了韩信、彭越和英布叛乱后不久,回到故乡沛县,在故旧父老面前万分得意,击筑高歌“大风起兮云飞扬,威加海内兮归故乡,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的时候,中原周围的少数民族虎视眈眈,早已把中原包围得水泄不通。

  这是因为西汉王朝完成中原统一的时候,匈奴部落也在大漠北部完成了统一,势力范围东至辽东半岛,西至今天的新疆,南部收回了被中国秦王朝夺去的河套地区。面积比中原的版图还大。尽管今天的研究显示,匈奴从人种学上也许不同于汉人,但为什么匈奴要屡屡进犯中原呢?

  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记载,匈奴人认为他们也是炎黄子孙,中国也有他们一份。而根本原因是,中原的富庶,对那些寒冷荒凉地带的游牧民族,永远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。秦始皇修筑的长城,也无法阻挡这种诱惑。

  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,乘着刚刚打败项羽、统一中国的余威,亲自率领大军向匈奴进攻。结果刘邦大败,在山西大同东部被团团围住,后来使用黄金珠宝贿赂匈奴王后,才侥幸突围逃走。

  匈奴如此强大,怎样才能保证边疆稳定呢?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记载,刘邦转而采纳和亲政策,把公主嫁给匈奴单于,希望他成为中国的女婿,不再与岳父作对。

  刘邦去世,吕后以皇太后身份掌握了政权。然而,匈奴的首领冒顿单于,根本没有把汉朝放在眼里,他写了一封信戏弄吕后说:“听说你死了男人,我也恰巧死了女人,我可以收你当小老婆,从此匈奴和中国,成为一家。”吕后虽然气的吐血,也无可奈何,只好回答说:“我已年老,不能侍奉你,愿意用年轻的公主代替”。

  力拔山河气盖世的项羽都无法战胜的汉朝军队,何以对匈奴一筹莫展呢?

  开国的汉朝无力抗击匈奴,原因是人口稀少,兵源和财源缺乏。刘邦对项羽的战争时间虽短,杀戮却非常惨重,致使国力衰弱,百业凋零,连天子出行都找不到4匹颜色相同的马,将相出行只能坐牛车。《史记》记载,当时各大都名城户口流失,人数只剩十分之二三。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穷国,如何才能阻挡屡屡进犯的匈奴铁骑呢?

  正当内忧外患之际,政局发生了变化。当年刘邦曾经让所有的文武官员盟誓:“不姓刘而称王的,天下人共同攻击他”。因此,吕后去世立刻发生了政变,忠于刘邦的武将周勃,把吕后家族和党羽全部斩杀,为刘家夺回了政权,选择了亲王刘恒继位。历史证明这次选择,对西汉王朝是极为幸运的。

  汉文帝刘恒为人仁慈、节俭,他废除了割鼻子、断手足的酷刑,经常免除全国农民的赋税。包括继位的汉景帝刘启在位共四十年,形成著名的“文景之治”,以至各地仓库存粮太多,发生腐烂。存钱也太多,串钱的绳索都被虫蛀断。政府养在长安的马,超过四十万匹,国力大增,人口也大增,为后来汉武帝反击匈奴,储备了丰富的战略物资。

  司马迁担任太史令,正是在汉武帝全面反击匈奴的时代。

  司马迁塑像的目光凝视着北方。那里是朝廷与匈奴作战的方向,而他人生的惨痛遭遇,也是来自那场战争。

  司马迁编写《史记》的第五年,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,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被俘,皇帝刘彻大怒,认为李陵应该自杀。大臣们随声附和,交口诋毁李陵。刘彻问司马迁的意见,司马迁愤于人心的险恶,挺身辩护说:李陵以五千步兵,孤军深入沙漠,与匈奴八万骑兵对抗,转战数百里,血战八日,杀敌万余人,箭尽力竭,仍冒白刃反攻,部下毫无离心。自古名将,不过如此。他虽被俘,却曾力挫强敌,足以名垂天下。只因寡不敌众,没有救兵,责任不全在李陵。

  汉武帝认为司马迁在影射他的裙带亲戚、出击西域匈奴战败的主帅李广利,勃然大怒,立刻把司马迁投入监狱,处以宫刑。仅仅因为不同的言论,就该下此毒手吗?我们难以猜测刘彻的真实想法。

  后来的《三国志》里描写王肃的一段话,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。

  王肃说,司马迁记录事件,既不美化好事,也不隐瞒坏事……汉武帝听说他写《史记》,就取来写孝景帝和写自己的两部本纪,结果没有看到期望的歌功颂德,勃然大怒,删去了这两部本纪。后来这两部本纪就只有目录没有内容。对司马迁处以宫刑,那是汉武帝心中有难言之隐,借李陵的事,给他点颜色看(“司马迁记事,不虚美,不隐恶。刘向、扬雄服其善叙事,有良史之才,谓之实录。汉武帝闻其述史记,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,于是大怒,削而投之。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。后遭李陵事,遂下迁蚕室。此为隐切在孝武,而不在于史迁也”)。

  汉朝的司法制度极其黑暗。即便是最高级官员,只要陷入司法的陷阱,都不能自保。例如削平七国之乱,拯救西汉王朝的救星,后来担任宰相的周亚夫,他的儿子购买了一些纸糊的刀枪作陪葬,预备父亲死后焚化。有人就告发周亚夫私藏武器叛乱,立刻被投进监狱。周亚夫向法官解释,那只是死人的用品。法官何尝不明白,但他们的任务不是追寻真相,而是执行命令,只好回答说:“你虽然没有在地上叛乱,但很明显,你将在地下叛乱。”周亚夫只能死。另一位大农令颜异,相当于农林部长,当皇帝刘彻发行一种专门向封国诈财勒索用的“鹿皮币”时,颜异只向外翻了一下嘴唇,立刻被投入监狱,法官判他犯了“腹诽”大罪,就是在肚子里诽谤朝廷。颜异也只能死。因此,周亚夫、颜异、司马迁等,任何人都救不了他们。那个时代,每年逮捕的囚犯,都达到十几万人,占到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一。也就是每一百人之中,就有一人因谋反罪关入大牢,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与此相比。

  司马迁忍受宫刑极为痛苦,几次都要自杀,但他终于没有选择死,他必须完成《史记》。韩城司马迁祠堂内的塑像长久地遥望着那刻骨铭心,李陵一去不返的方向。那是一段令司马迁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、必须写入《史记》的历史。

  汉武帝没有下令毁掉这部他认为“诽谤”的书,他释放司马迁出狱担任中书令,或许期望司马迁能改写那些“诽谤”的内容。

  司马迁出狱后发奋写作,终于完成了这部五十二万字的不朽名著《史记》,他似乎没有对汉武帝的不满作什么修改。那么,汉武帝只须一把火,就能让它灰飞烟灭。

  两代太史令的心血凝聚而成的《史记》,怎样才能万无一失,留传后世呢?为此,司马迁在《史记》的结尾留下一个巨大的悬念:“藏之名山,副在京师”。

  这就是史学大家的智慧,即使京师的副本遭遇意外,还有藏之名山的正本留存。那么,这两个版本,后来又是怎样的结局呢?

  据文献记载,汉武帝逝世多年后,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官至宰相,终于把《史记》公诸于世。这就肯定地说明,最后通过杨郓之手公诸于世的,是“藏之名山”的《史记》正本。

  《三国志》里对《史记》的那段描写:王肃说到“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”,是说孝景本纪和孝武本纪只有目录没有内容。这就告诉我们,王肃看到的,是汉武帝删削过的《史记》副本。

  那么,我们今天看到的《史记》,到底出自哪个版本呢?

  有人对此作了考证。张晏曰:“《武纪》,褚先生补作也。褚先生名少孙、汉博士也”。显然,《今上本纪》已佚,本篇开头六十字为后人所补。其下至篇末,是后人取《史记•封禅书》补充而成。

  我们现在去看当代版本的《史记》,8000 多字的孝武本纪,除开头60字,居然与封禅书一字不差,司马迁不可能记载汉武帝一生只关注封禅,其他事一字不著,也不会照抄封禅书。因此,这个本纪不可能是司马迁的原作。难道它是汉武帝删削过的副本吗?再看“景帝本纪”,却没有这样的问题,看其写作风格,应该还是司马迁的原作。它的存在,可以排除现代版《史记》是副本的可能性,说明当代版本应该出自司马迁“藏之名山”的正本。至于没有“孝武本纪”,那只能看出《史记》长期被视为“谤书”,杨恽慑于当朝者讳而不能出示的苦衷。这是司马迁大智大慧却未能在外孙那里实现的历史遗憾。

  如此说来,三国时王肃所见应为《史记》“副在京师”之副本,当代版本应为《史记》“藏之名山”之正本。两个版本都曾传世。而封建社会印刷传媒业不发达,一般人看不到“谤书”正本,王肃也只得到副本。

  正是由于司马迁政治上的挫折和困境中的人生追求,才能有历史巨著《史记》,才能有那若干辆牛车才能运走的两个竹简版本,才能有《史记》流传至今。这是司马迁的智慧。否则,我们实在无法估量,失去《史记》将是何等巨大的文化损失。

  按《史记》记载,司马迁六世祖司马靳“葬于华池”。按此记载,人们在陕西韩城“北华池村”东北方向。能够找到司马靳墓。超过2000年的墓葬能够保留到今天,墓的主人一定声名显赫。在那危机四伏、充满诸侯战争的春秋战国时代,他又如何在生死存亡中建功立业呢?

  秦国有一位著名的大夫司马错,与宰相张议同时,为秦国的崛起立过功勋。那正是这位墓主司马靳的祖父(司马迁八世祖)。

  当时有一个奇迹发生在中国的西部。位于西方蛮荒之地的秦国开始默默无闻,谁也没有看出这个落后贫穷的小国有什么前途。就这个最不引人注意的偏僻小国,在法家公孙鞅主持下变法成功,突然闯进了中原国际社会。各国惊慌失措,都没有想到自己也该变法图强,只寄希望于外交政策,有些国家主张联合起来抵抗,用武力把它制服。有些国家主张与它和解,以避免眼前的伤害。因此出现了“合纵”“连横”的不同战略。

  秦国宰相张仪首先采用连横战略游说魏惠王,不用一兵一卒,就使魏国把上郡15个县,包括少梁,就是今天的陕西韩城以南,一起献给秦国。

  司马靳的祖父司马错与连横派的领袖、秦相张仪在秦惠王面前有过一次战国史上著名的辩论,结果张仪败在滔滔雄辩、有理有力的司马错之下。司马迁把这个时期的一件小事,及时地写进了《史记》,这就是他祖坟所在的少梁改名夏阳,即今日韩城。

  这次争论的起因,是四川的巴蜀两国打仗。巴国人就是楚国宋玉所说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、喜欢把棺材挂在山崖上、悬棺葬的那个巴人。巴蜀双方都派人向秦国请求支持。

  这时,秦国大夫司马错力主趁机吞灭巴蜀。但是张仪反对,主张对付中原的韩魏两国。司马错指出,兼并巴蜀,就能从四川顺长江而下攻占楚国,兼并天下。同时,巴蜀富饶的资源可以作为秦国南部的大本营,支撑秦国长期战争的物力财力。

  秦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战略,这是秦进军中原的开始。但是,蜀道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,进攻巴蜀难于上青天。传说秦惠文王就想出一个骗局,来解决这段交通障碍。他赠给蜀国国王五个美女和五头便金之牛,就是能屙出黄金的牛。蜀国就派遣千人凿路,开出一条蜿蜒八百里的山道。尽管如此,也只有三头牛进了成都,有一头牛被脚下的悬崖峭壁吓坏了,钻到山洞里不肯出来,士兵抓着牛尾巴使劲拉,导致山石塌方,砸死很多人。这就是李白所说的“地崩山摧壮士死,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”。川蜀的道路从此开通,秦惠文王派司马错出兵灭了蜀国和巴国,并驻守在那里。

  假如当时巴蜀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,以蜀道之难,不仅是秦国,就连后来三国的诸葛亮,也未必能轻易攻占川蜀,中国历史就未必是后来那个写法。

  秦国统治四川期间,曾派李冰做郡守,修建了大名鼎鼎的都江堰水利工程,巴蜀土地又极其肥沃,粮食亩产比中原高几倍,被三国时的诸葛亮称为天府之国。而秦国所在陕西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,也被司马迁称作天府之国。这两个天府都成了秦国的地盘,秦国岂能不一统华夏?

  韩城华池的那座墓主司马靳本人是秦国武将, 他作为秦军高级将领,跟从秦将白起,参与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场会战,使赵国走向灭亡的长平之战。

  秦军首先派间谍散布谣言,说廉颇老了,秦国最害怕赵括。赵王听信谣言,撤换廉颇,任命赵括统率三军。赵括的老母亲请求赵王:“赵括只会纸上谈兵,如果要用赵括,万一打了败仗也请赦免我们全家”。

  秦王听到赵括统率赵军,高兴的发狂,他任命了真正各国都畏惧的大将白起统率秦军,又担心白起的威名使赵括恐惧,就下令,敢泄露统率姓名的,立刻斩首。然后动员全国十五岁以上的男子,全部投入战场。

  赵括厌恶防御,亲自率领大军,向秦军进攻。白起下令退却,然后派出二万五千人的奇袭部队,切断了赵括的退路和粮草运输线,然后团团包围。赵括虽然发动多次猛烈攻击,始终无法突破秦军的包围。士兵饿的发狂,先杀掉战马,最后自相残杀,吃战友的尸体。赵括被迫亲自挑选敢死队突围,结果死在乱箭之下。赵军所剩四十万人,全部投降。

  为了彻底削弱赵国的国力,秦军把俘虏押送到一个名为“杀谷”的山谷之中,四十万人分十处全部坑杀,赵国从此没落。

  司马靳参与的这次战役,从军事上评价,是极为成功的。作为军人,司马靳不愧优秀将领。只是由于白起与秦王对下一步的战略有分歧,白起与司马靳一同在杜邮被赐死,葬于华池,司马靳死的有点冤。

  长平战役四年以后,又发生了一件必须写进历史的事情。秦国军队再度攻击韩、赵两国,穿过了西周王朝的领土洛阳,西周王朝这时既小又穷,面对强大的秦军,周王震怒,亲自借钱组织军队讨伐秦国。楚国和燕国派军队赴约,但发现没有其它国家参与,都仓惶撤退。周王朝只招募了五六千人无法作战。秦国就派一支军队到洛阳,把国王捉住,废为平民,取走了九鼎。这个立国879年,被儒家学派赞不绝口的周王朝,没有得到一声叹息就这样悄然灭亡。

  没过多久,中原各国相继被秦国吞并。长达260年的战国时代结束,秦国建立的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秦王朝诞生。

  难以想象,一个文化落后的西部小国,最终打败了所有文化发达的中原强国,虽然最初秦国极其落后,但他能够吸引众多的文化大师,一起帮助他造就千古第一的大秦帝国。

  而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商鞅、张仪、吴起、孙膑、乐毅、范睢等等,半数以上都出自黄河中游的三晋地区。如果他们都能在本国本土充分发挥作用,历史又会是什么样子呢?

  根据《史记》记载,司马迁的祖父、曾祖、高祖都葬在高门(现有东西北三个高门)。

  韩城东高门村西南有两座碑楼,靠南面那一通碑上书写的,正是“汉太史司马公高门先莹”。碑的背面是“汉太史司马公高门先莹记”,记载着“昌以下葬者三冢,今则岿然者仅存”,立碑时间为“嘉庆十七年”

  我们没能来得及看到这三座墓葬。原来的三墓鼎立,后来修公路夷平,抗战时,陕西教育厅长王捷三到此,命人合雍一堆,占地二分。1958年平坟运动毁,现仅存墓碑。

  司马靳之孙司马昌,是秦始皇麾下的主铁官,相当于一个大国的冶金部长,掌握着秦国战略物资铁的铸造和市场销售。从秦代开始设置主铁官,表明秦国炼铁已有相当的规模。

  到司马昌的儿子司马无泽,已经是汉朝时期,汉朝的长安分为四市,四市有四个长官,司马无泽为四市长之一。

  司马无泽的儿子司马喜,是汉朝的五大夫,五大夫是汉朝的官爵名称,属于国家第九级官员。

  在高门华池所能看到和了解的上下七代司马家族,再加上司马喜的儿子司马谈、孙子司马迁共九代,在秦汉二百多年期间,司马家族始终是中华超级大国的国家栋梁,名门望族。

  司马家族的旁系亲属也不乏英雄豪杰。春秋时,晋国司马家族开始分散,司马错一支奔秦国。到卫国的也叫司马喜,担任了中山国宰相。到赵国的司马凯,以剑术理论著称于世,他的子孙有刺客蒯聩。蒯聩的玄孙司马卬,追随秦末起义军首领之一的武信君,在邯郸称王。后因平定河内(山西南部)有功,被项羽分封诸侯时封为殷王,后归顺汉朝。

  司马迁幼年时,跟随父亲游历了很多地方,东南到过会稽(江苏苏州);南方到过沅江湘江(皆在今湖南);东方到过鲁县(山东曲阜);西南到过巴郡(四川重庆)、蜀郡(四川成都)、益州郡(云南晋宁)。可以说,他的足迹走遍了半个以上已知的世界,这对他开阔的心胸和写作的技巧,有很大帮助。父亲逝世后,他继任父亲的官职——天文台长(太史),随即着手撰写《史记》——中国第一部传记式的通史。

  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最有价值的史书。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,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开始,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。

  《史记》用二百余人的传记,表达了二千六百年间的人事变化和社会变动。再用若干表格和专题报导,作为补充。以简练的中国古文写出五十二万字巨著,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。这种体裁,从此被史学家奉为圭臬,中国所谓“正史”,两千年来都没有跳出司马迁所创立的范畴。

  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,人们在韩城东高门村西南,能够找到两座碑楼,靠南面那一座是“汉太史司马公高门先莹”。另外一通是“汉先太史司马公墓”,司马谈和司马迁先后担任汉朝太史,“汉先太史”似乎应该是司马迁父子中的一位。

  虽然《史记》详细记录了前四代祖先的墓葬地点,关于父亲司马谈,却只说到“留滞周南……发愤且卒”,没有提到埋葬的情况。司马迁完成《史记》,是在其父去世至少二十年以后。如果他将父亲埋葬回祖坟,或者后来迁坟回去,都完全来得及写入《史记》。因此,这座墓应该不是司马谈墓。如果说是司马迁墓,又与司马迁“不知所终”不合。

  高门徐村有一座“汉太史遗祠”,却并没有司马家族的墓葬,也没有姓司马的居民。每到清明节,却是同冯两姓居民前来祭祀。难道他们与司马家族还有什么联系吗?

  徐村人祭祀的是“法王”,“法王”是谁?谁也说不清楚。却在法王像后面的一座木雕假山上,有两个人,一坐一跪,据当地村民透露,这是司马谈对司马迁临终嘱托。为什么不能公开祭祀司马迁,却要假托“法王”呢?一定有着重大的政治背景,迫使人们不能公开祭祀。

  东晋末年,宋王刘裕篡位,改国号为宋,经历 155年的晋朝灭亡,开始进入南北朝时期。司马氏末代皇帝被毒酒毒死,家族子弟逃回家乡隐居,隐姓埋名。有的在司字前面加一竖,改姓同。有的在马字前面加两点,改姓冯。隐居的地方取名徐村。按照汉字的字理,双立人是“行”的省写,表示行走,余是剩余,似有劫后余生远行到此之意。

  “汉太史遗祠”,似乎也在表示久远的遗留,仿佛在努力避免某种政治牵连。

  这就使我们联想到汉代的班固批评司马迁“是非颇缪于圣人”。而《史记》又是作为诽谤朝廷的“谤书”。特别是司马迁之死,历史记载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以司马迁的声望,他无论何种结局,怎样去世,都应该在社会上留下记载。那么,司马迁不知所终,似乎说明他生前已经离开了主流社会。

  今天的专家们虽然有许多猜测,但都没有文献记载依据,因此可以认为,司马迁的结局可能正是“不知所终”,这为我们留下一个最大的历史谜团。2000年沧桑,我们已经无法再去详细考察这段历史。

  难道当时的知情者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记录吗?

  黄河岸边司马迁祠内的一块《翟邑候重修太史庙记》的碑文,刻写着“众为太史公生辰,华山方外士自信知其详,谓司马子长四柱为甲寅,戊辰,庚午,丙戌,寿七十三岁,卒于丙寅年九月初四日”。按历史学家的考证,目前有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和公元前145年两种说法。按这个碑文说来,似乎又是一个说法。

  1000多年后的宋朝,人们没有忘记司马迁,又为他重新建造祠堂。据晋人许国昌著《养性斋杂记》和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,都记载了司马迁祠堂最早建造的年代为永嘉四年,即公元310年,这已经远在“三国”之后三百多年了。

  但是,宋代建造保留至今的司马迁祠堂为什么没有建在祖坟,却建在黄河岸边,而且门朝东北方向呢?

  当地又称司马迁祠堂为望祖祠。难道东北方向与司马迁有着什么内在联系吗?这使我们联想到1999年山西河津市发生的一件事。

  河津市建筑施工挖掘出一座汉代墓葬,墓主为司马剑。其中出土一柄宝剑,一面铜镜,两罐铜钱。由于当时被哄抢,出土的文物一时难以寻找回来,但这仍然是现在可以探究的重要线索之一。

  司马福一家是当地60多户司马家族之一。司马福谈到,当地历朝历代,司马家族的人可以见官不跪,司马福家曾被封为九品官衔,历代免除赋税,官帽在抗战前还在。他家历代建房可使用张嘴的琉璃兽,别人家盖房如果要用张嘴的琉璃兽,就会被公认为欺压人……。

  司马福家藏一个象牙笏板,已断为两节,是古时官员上朝手持的器物,代表着官员的级别品位,这可不是寻常百姓家能有的器物。1955年,他家将上半节捐献给县文物局,现在家存当时县文物局颁发的捐献证书和下半节笏板,还有当时拍的照片,与现在家存的下半截笏板完全一致。笏板上边还有村民配药时的锉痕。建国以后,河津县曾与稷山县合并,后又分开。由于机构反复变更,当年捐献的那件文物已经难以寻找,所幸家中还留有一半。

  河津县离黄河不远处有司马迁墓,1942年日本驻军曾拍有照片。后河津建铝厂时平,移坟另立司马迁墓。司马祖莹在陕西韩城高门,假如是司马迁自己悄然离开主流社会,就不可能奔《史记》明确记载、众所周知的祖莹所在地韩城高门,而有可能选择留给自己毕生回忆的少年时代所在的河津。

  河津历代为文化名城:古有三贤祠,祭祀卜子夏,王文通子,司马迁。

  卜子夏是当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可的世界历史上第二位教师(第一位是孔子)。春秋战国时期,河津便是卜子夏“设教西河”,也就是山西西部靠黄河一带从事讲学的地区,至今,河津市东辛封村还有卜子夏墓地、碑记的记载和祠堂遗址。魏国的魏文侯、名将吴起都是他的学生。

  被隋炀帝、唐太宗两代王朝任命官职而不肯出山的王通,也出在河津,司马迁可能就在这样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,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,最终成为河津县的三位贤人之一享受祭祀,并载入清康熙版《平阳府志》里。

  康熙版《平阳府志》,是由中华文化第一世家,山东曲阜孔氏家族64代孙、清康熙年国子监博士、《桃花扇》的作者孔尚任执笔编纂,是可信的。民国二十七年(1938年)的《河津县地图》就标志司马迁故里在辛封村。而早在元代王思诚的《河津县总图记》里就记载着“迁生龙门,居于太和坊,又县东有太史乡”,太和坊是辛封村的古地名。这个记载与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 “迁生龙门,耕牧河山之阳”的记载一致。

  恰恰是司马迁的这段自序,难倒了不少读书人。

  “龙门”到底是在哪里呢?

  我们去看地形图,河津与韩城隔河相望,这段黄河,正是相传大禹治水凿开的禹门口黄河出口,它紧靠河津境内的龙门山,故名“龙门”。

  自古以来,龙门(包括龙门山、禹门口)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。汉代孔安国的《尚书传》记载:“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”。《元和郡县志》记载:龙门县,秦置为皮氏县,汉为河东郡。后魏太武帝改皮氏为龙门县,因龙门山为名。

  那么,“河山之阳”又该怎样理解呢?

  根据我国古代传统的阴阳学说,“山南、水北为阳”。河津居龙门山之南,符合“山南为阳”。

  我国古籍文献凡单称“河”,就特指黄河,其支流称×水,现在也称×河如洛河、渭河、汾河等(长江支流则都称××江)。河津位于山西南境黄河南段以北,即“南河之北”。例如河津县的耿乡,曾是商朝祖乙的都城,北魏《水经注》就特别指出,“耿乡在黄河之北”,并没有因为它距离“南河”较远,距离“西河”更近而称“黄河之东”。因此,以水而论,河津自然是“水北为阳”。当然,河津西面也紧靠黄河的南北走向那一段,但“阴阳”主要是根据在水南或水北来划分,如一池湖水,春天水面的北面先行融化,南面后融化。东西两面就没有这种差别,可见古人划分阴阳是很有道理的。对不能以水的南北划分的,才以东西来区别。而阴阳的区别,又是以“东为阳,西为阴”,与帝王面南而坐的“左为阳,右为阴”,“男左女右”,都是一脉相承。著名的青铜文物“虢季子白盘”铭文中“薄伐猃狁,于洛之阳”,就是记载了一次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战争,地点在洛水南北向一段的东面,故称“于洛之阳”。可见,按照在河的东西方向来划分,也是东为阳,西为阴。因此,河津既是龙门山之阳,又是黄河之阳,并称“河山之阳”,这是司马迁对河津地理位置的精确概括。

  司马迁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学者之一,他在《史记》中明确论述了六家学术流派,即阴阳家,儒家,墨家,名家,法家,道德家,其中第一家就是阴阳家。因此,司马迁对我国传统的阴阳学说自然是融汇贯通,用“河山之阳”来描绘河津地理,是极为明确而简略的。

  因此,司马迁自序“迁生龙门,耕牧河山之阳”,应该是确指河津,表述少年时代曾在河津从事耕作和放牧。但是,司马迁为什么会离开祖居之地,迁居到河津呢?

  《汉书》卷二八下《地理志》记载民俗称:“ 天水、陇西,山多林木,民以板为室屋。及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,皆迫近戎狄,修习战备,高上气力,以射猎为先。”当时这几个地区,比较靠近匈奴不断进犯的区域。至今紧靠陕西省韩城市南面的合阳县还有一个“防虏寨乡”,这个地名显然还遗留着把周边少数民族称作“胡虏”那个时代所建造军事营垒的历史信息。司马迁的少年时代,汉朝还没有进入对匈奴全面反击的时期,身居太史令的司马谈有可能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,将家族迁于河津,虽一河之隔,却有了黄河天堑,足以有效地阻挡匈奴铁骑,家族更为安全。为司马迁取名“迁”,是否暗喻司马谈在司马迁出生前后家居迁徙之意呢?

  陕西韩城春秋战国时期属晋国,三家分晋后属魏国,至今那一带还有许多魏长城遗迹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谈到“晋”时多称“我”,透露着对文化传统深厚的幼年成长所在之河东的深厚情感。

  据《史记》记载,司马迁的远祖因避晋国内乱而到达少梁,少梁属于后来三家分晋其中的魏国,就是现在的韩城。

  2006年2月24日,河津人大副主任任罗乐与张瑞珍赴河津固镇村邵家岭,在乡赵先生帮助下,于一座窑洞旁水龙头基座中,发掘出一通石碑,已断为两截,且有数行字迹损毁,但有关“司马迁”的文字仍然清晰可辨。经市博物馆马鹏亮、周德俊现场鉴别,确认元代石碑,运回市博物馆收藏。

  该碑为固镇村古兴教寺遗碑,刻于元代至正十七年(1357),碑文题为“创修上生院记”,由元朝从五品官员“奉训大夫陕西奉元路(西安)府判段循撰”文。碑文中“佛者……咸得皈依之河津,古龙门县,大禹疏凿经之地,如司马迁□□□□□弘文巨笔者,往往闻出。距县治北一舍社……”。

  意为大禹当年治水疏河凿山经过之地,曾经涌现出司马迁等有名的大文豪、大手笔,而且代有才人。此为司马迁是河津人,提供了重要证据。

  碑文作者为西安府判,他认为司马迁是河津“弘文巨笔”,与元代监察御史王思诚所写《河津总图记》(清光绪版《河津县志》)关于司马迁的表述一致。可见,虽宋代陕西韩城建造司马迁祠堂时隔未久,但朝野共识尤其是陕西官方还是认为司马迁生于河津,与《司马迁自序》保持一致。

  如果因为司马迁的祖籍曾在晋国,其少年时代和晚年归宿地都在河津,那么,在建造司马迁祠堂时,让祠堂整体建筑中轴线朝向东北方向就找到了答案,“迁生龙门,耕牧河山之阳”句也就有了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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